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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湘平:底线思维的政治管理学解读和人生经济

发布时间:2020-04-22 17:33编辑:戏剧浏览(154)

    在人类思想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底线思维的智慧,中国共产党则明确将之上升为治国理政的思想方法。事实上,底线思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哲学,也蕴含着适用于每个人的人生哲理,即使是远离“政治”的人们,对之进行了解也是很有裨益的。

    作者简介:吴彦,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底线”一词多次出现,并在强调“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时,明确将坚持底线思维与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一起,作为党员干部“增强政治领导本领”,“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的重要原则要求。事实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底线思维多有论述,坚持底线思维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底线思维不仅在一般意义上体现了哲学智慧,而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蕴含着适用于每个人的人生哲理。

    摘 要:政治制度的设计以及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已成为现代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话题。自古典政治哲学没落之后,对于公民德性之探讨就一直被置于一个边缘位置。在有些政治哲人看来,即便是一群利欲熏心、心智败坏的人,只要给予一个设置精良的制度,也可以因势利导而建成一个良好的国家。同时,他们亦主张,国家不应去“推销”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而应该在各种生活方式之间保持“中立”;对于什么是好的、如何生活地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各自的理解,国家不应介入其中,而应当将其交付给个人。由此,他们划定了政治或法律的恰当界限:对于个人德性之修养,国家和法律不应介入其中。国家和法律的唯一任务就是要把制度设计好。只要有好的制度,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所有这样一些主张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它主张心智的放任,德性之修养被驱逐出政治理论所应考虑之范围;而作为一种道德理论,它或者主张某种怀疑论,或者主张某种以自主性为核心的道德理论,在这里,德性仍然是被忽视的。这样一种缺乏“德性”观念的政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是以对于人的单向度的理解为根据的。

    一、底线思维体现哲学智慧

    关键词:政治制度;自由主义;德性;中立

    底线思维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是基于对世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的思想方法,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真理性认识与行动规范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

    城邦的生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

    其一,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度的,追求发展必须保障底线。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而又综合交错,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定在(Dasein),并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尺度,“尺度是有质的定量……是具有特定存在或质的量。”“一方面定在的量的规定可以改变,而不致影响它的质,但同时另一方面这种不影响质的量之增减也有其限度,一超出其限度,就会引起质的改变。”这便是人们熟知的量变引起质变的普遍规律。一个事物成之为这个事物的限度,其实是该事物转化为他事物的边界——临界线,超越了这条线,该事物就不再是其所是,而变成了其他事物。因此对于该事物而言,这条临界线也就是该事物成其为该事物的底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黑格尔揭示的这条规律给予明确肯定,并将之运用于资本的研究,认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底线思维。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发展是其永恒的特点;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发展是合乎目的的自觉追求。发展之所以可能,内在矛盾是其根本动力所在。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一个事物的质事实上是系统质,系统各要素发展的不平衡恰恰是系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源。但是,这种不平衡必须保持在一定的度内,否则这个系统还没有等到合乎目的的发展,自身就会瓦解,导向非目的性的质变。或者说,事物发展到新质与否最后取决于非平衡因素中极端的“关键少数”。正如木桶原理所启示的,木桶能盛多少水不取决于最高木块而取决于最低的木块。因此保障最低线是保障整体发展水平的基本前提。否则,即使某些方面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整个系统却未必得到质的提升,甚至会埋下了走向反面的伏笔。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其二,自由以把握必然为前提,行动自由不能逾越底线。人人都追求自由,但无论是所谓主动去做的积极自由(liberty or free to),还是免于限制的所谓消极自由(liberty or free from),现实的自由总是在一个必然世界中获得的,而不是在幻想中摆脱必然的独立任性。黑格尔最早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恩格斯更是指出,“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在今天看来,这个必然世界不仅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纯粹客观世界,而且指一定社会构造的,最终从它们的规定性“生长”出规则、规矩、制度、纪律的那些主体间的客观事物。后一种必然建立在一定组织、共同体的共识、信任、信仰的基础上。尽管从历史的高度看,这种必然并不那么必然,总是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改变,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这种主体间的客观必然性又是相对稳定、确定的,事物存在的度就是维系该事物之为该事物的本质的必然要求。这些必然性、规定性的对象化、制度化事实上设定了一个场域(field),对于每一个进入场域的人来说,它们都是先验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对这些必然性的领悟也就是作为“剧中人”的身份、角色的领悟。当一个人遵守这些纪律、规矩,也就是还符合这些规定性时,那么,对于这个身份、角色而言,他是相称的、合格的;相反,他就是不相称、不合格的。这也就意味着,这些规定性划定了一个范围,在此范围之内是自由的,逾越了这个范围自由就将不复存在,而这个范围的边界就是底线。

    一、引 言

    其三,事物发展有多种可能,既有好的可能性也有坏的可能性,面向未来必须预见底线——避免最坏的可能。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发展变化是从潜在变为现实,方向、结果并不是既定的,而是取决于各种条件、因素,因而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可能性的集合。当然,这个集合是有边界的,从人的角度看,这个可能性集合上有“顶”、下有“底”。所谓“顶”就是最符合人的动机、目的的结果,即所谓最好的结果(效果);所谓“底”就是最不符合人的动机、目的的结果,即所谓最差的结果(后果)。毫无疑问,人们总是追求最好的结果,但却往往忽视了坏的可能尤其是最坏的可能。底线思维则强调想问题、做事情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习近平就曾经明确指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这一论述是底线思维的精髓所在。首先,底线思维是一种在事物发展结果还未确定之前,对事物发展潜在可能性的一种超前认识,本身是一种预见、预判的战略思维。其次,底线思维最突出的特色是在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和两种极端可能性中,立足于最低点(坏处),一切工作以这个最低点为基础,由此才能有备无患。再次,底线思维的目标在于争取最好结果、实现最大期望值。最后,底线思维其实是一种直面事实、掌握主动,积极进取的思维,虽然立足于最低,但目标在于最高,功夫下在防止最低、达到最高的努力上,探“底”是为了努力登“高”。

    凤凰彩票官网app下载,政治制度的设计以及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已成为现代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话题。自古典政治哲学没落之后,对于公民德性之探讨就一直被置于一个边缘位置。在有些政治哲人看来,即便是一群利欲熏心、心智败坏的人,只要给予一个设置精良的制度,也可以因势利导而建成一个良好的国家。同时,他们亦主张,国家不应去“推销”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而应该在各种生活方式之间保持“中立”;对于什么是好的、如何生活地好(living well),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各自的理解,国家不应介入其中,而应当将其交付给个人。由此,他们划定了政治或法律的恰当界限:对于个人德性之修养,或者说,对于他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这完全是个人之事,所以国家和法律不应介入其中。国家和法律的唯一任务就是要把制度设计好;只要有好的制度,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底线思维所蕴含的大智慧在人类思想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能找到很多根据或共鸣之处。两千多年前,孟子在谈到人与动物的区别时说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就是说,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东西其实就那么一丁点,很少,坚守这一点(存之)就成为君子,而丢掉了这一点(去之)就和动物差不多。这个“几希”正是人禽相别的界线,坚守这个“几希”就是人之为人的底线。“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中国古人强调对未来做最坏打算的忧患意识事实上很普遍,甚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毛泽东则堪称运用底线思维最自觉、最卓越的共产党人。他强调,“必须预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种种可能情况,并从这点出发去克服困难,争取光明与胜利的局面”;“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他甚至明确把最坏的可能称为“极点”,认为“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归结起来,他认为任何事情都要“做好了一切准备,即使发生最困难的情况,也不会离原来的估计相差太远,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根本的就是这两条:一是争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他还明确要求制定政策必须坚持运用底线思维:“我们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可能性有两种,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思想正是对前人相关智慧特别是毛泽东相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所有这样一些主张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它主张心智的放任,德性之修养被驱逐出政治理论所应考虑之范围;而作为一种道德理论,它或者主张某种怀疑论,或者主张某种以自主性为核心的道德理论——诸如当代某些康德式路向——在这里,德性仍然是被忽视的。本文旨在指出,这样一种缺乏“德性”观念的政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是以对于人的单向度的理解为根据的。下面,我将首先通过比较两种不同观念——一种认为美好生活的核心是德性;一种则认为美好生活的核心是自由——进而来推进其中的思考。

    二、底线思维的政治哲学解读

    二、古典政治哲学和现代自由主义

    习近平的底线思维思想并不是为了阐述一个哲学道理,而是着眼于治国理政、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般的执政党,而是有着崇高使命的执政党。正如十九大揭示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在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人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而奋斗——十九大指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恰恰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乃至整个的治国理政,都应该在这样使命中得到理解。事实上,何为美好生活(good life)以及美好生活如何可能,这是政治哲学的经典主题,也是以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为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执政首先要解答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角度,底线思维思想事实上体现或映照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哲学的一些重要方面。

    古典政治哲学:德性的首要性

    民生“兜底”的制度安排同时具有政治的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十九大报告在谈到保障和改善民生时,强调“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要求“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民生“兜底”、社会政策“托底”制度安排的集中表述。从中可见,其一,政治以差异的、复数的个人为前提,而保障每个个人的生存是政治最起码的功能。正如马克思所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在不平衡的现代社会发展中,必须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生活,补齐短板,使之不落伍、不掉队。其二,正如亚里士多德当年指出的,美好生活不是单个人的生活,而一定是在公共生活中实现的,而政府的制度性安排是美好生活成为可能的基本前提。其三,民生“兜底”也是体现社会主义社会性质,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要要求。在终极的意义上,兜底性的民生保障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公民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必须满足的生存需要,甚至谈不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只是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一个前提——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美好生活是人们生活必需品即外在善得到基本保障之后自主选择的生活。其四,民生“兜底”也是进行社会治理、保障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一切政治,归根到底,就是寻求、实现和维持一种能为多数人接受的特定社会制度,建构一个在当时当地可能实现的社会秩序”。国泰民安、长治久安是古来中国百姓与统治者共同向往的,甚至成为了一种文化基因,“稳定压倒一切”也就成为一条金规则。然而,稳定是一种统治合法性得到认同的状态和结果,保障或增进统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就是普惠地满足人们基本需求,抑制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也就是说,民生“兜底”、补短板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

    在古典政治哲学中,理想的生活总是与一种理想的人格或与一种完善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在古代中国,理想的生活就是与一种理想人格以及由此人格所展开的一系列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儒家思想倡导圣贤观,认为好的生活不是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权势,而是养成一种良好的德行。成为圣人、追比圣贤是他们最基本的人生理想,对于该理想的追求和践行贯穿于他们整个的日常生活、道德实践和政治活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成年男子都应当去追求的。这是唯一一种最好的生活(the best life)。

    “守底线”的政治要求既是对秩序的保障也是对权力的制约。传统上,政治哲学的问题基本上可以简化为两个大的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是好政府,什么样的社会是好社会。事实上,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而对于中国而言,政党政治更具有特殊的含义,那就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也相应地承担起对于民族、国家、人民的无限责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突出优势。因此,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党自身的问题,而是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政治哲学大问题。十九大报告从全面从严治党、提高执政能力的角度强调要“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一方面,从更为广义的角度看,这里涉及一个政治哲学中自由与秩序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述,自由以认识和把握必然为前提。秩序说到底是一种有规则的状态,这种规则对人而言首先都具有一种外在性。如果说政治首先要保证一种秩序的话,其实也就意味着“一切政治问题的实质,就是关于人的自由的规定、限制及其扩充和实施”。对于所有公民而言,自由是规则下的自由。如果说一般公民让渡了一部分权利交由国家来执行的话,党员则让渡出更多的权利,要遵守一般公民所不用遵守的党内纪律、规矩。这些纪律、规矩是不能碰触的红线,只有遵守了,才谈得上自己的自由。另一方面,作为先锋队成员的党员,特别是其中的领导干部在承担更多责任同时掌握着更大的权力。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守底线”也是基于对人民赋予权力的反思性抉择,只有在监督、约束下,即把权力关进笼子中,党员干部才能“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不碰高压线,真正用好权,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

    同样地,在古希腊,理想的生活也以这样一种唯一最好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过一种好的生活就是过一种幸福(eudaimonia)的生活。在这里,幸福指的并不是后来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感官快乐的满足,这种以快乐为核心的幸福观念是从伊壁鸠鲁开始而延续至功利主义的。但是,在典型的古希腊人的观念中,幸福是与一种完满(fulfillment)或完善的观念,亦即一种卓越的德性联系在一起的。人以及人类生活总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匮乏和缺陷。使这些缺陷得以修缮和使匮乏得以被满足的东西就被他们看成是好的东西,一种完全的修缮和满足的状态就是一种幸福的状态。在古希腊人的世界里,他们对于人的理解是带有某种乐观主义态度的,这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格格不入。在基督教那里,人在本性上是有缺陷的,除了从上帝那里获得拯救这一条路之外,人自身是无法修缮这种缺陷的。但是,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所有的事物在本性中都已被规定了它们的活动目的,本性的实现过程就是该事物的完善过程,也构成了其整个历史。人的这种被规定的目的就是他的幸福,亦即人的完满状态。但是,与所有其它存在物不同,人是一种具有选择能力的动物,他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因此,幸福不是直接被给予的,而需要人的德性的养成和践行。德性在最初的意义上指的并不是某种随和、和善的性情(如在中文语境中所理解的那样),而是一种品性上的卓越(excellence)和力量,亦即拥有一种强有力的追求好的东西的意志力。德性使人的各种潜能发挥出来,使其变得更加完善。

    “两点论”体现了政治哲学从“坏世界”到“美好生活”的逻辑张力。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哲学的主流都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主题锚定在“美好生活如何可能”上。赵汀阳提出了一个看似颠覆性的观点,认为“世界首先是个坏世界,而人们幻想好世界。人们通过政治研究坏世界,而通过道德去想象好世界。古代人看重理想,所以把政治学看做是伦理学的一部分,现代人认清现实,因此政治哲学成为了第一哲学”。他所谓的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就是对坏世界的研究。但事实上,真正的、彻底的政治哲学从来都不是停留于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而是要立足于现实并不美好或不完美的状况——例如中国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实,可谓着眼于美好生活,立足于现实生活。如果把不完美的现实世界称为坏世界的话,立足于坏世界研究政治哲学似乎也是不言而喻的。坏世界和美好生活之间的差距与张力事实上构成了政治哲学思考的空间,也是人们现实生活的可能空间。“政治哲学所特有的主体就是政治行动……一切行动都预设了某种对于更好和更坏的判断。”习近平在谈到底线思维时,一再强调目的是为了增强风险意识、忧患意识、危机意识,避免发生系统性的风险和犯颠覆性的错误,只有在此基础才谈得上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当然,立足于坏世界,着眼于美好生活的政治哲学及其实践,即使有系统地努力,也未必能真正达到预期的美好,甚至有陷入最坏的可能——这也是坏世界的一部分。尽管政治哲学一般不会预测一些具体的事件,但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应该包括一种对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结果的哲学性预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古典思想中,人的同一本性(the same nature)的观念是被极度强调的。在中国是以一种理想人格的方式予以表达,而在古希腊则在一种普遍宇宙论中予以表达。人类生活的所有多样性都是在这种统一性中被加以评定的。因此,生活方式不仅有好坏之分,而且还有等级之别。对于人的评判依赖于某个单一的标准,无论是最好的生活抑或最完善的人,根据实现该标准的程度,我们可以相应地把生活方式予以等级式的划分。

    归根到底,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底线思维,最直接是为了保障和维护一种秩序,这既指一种静态意义上的稳定状态,也指一种动态意义上的,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规则状态。然而,在这背后,是一种基于存在论的统治或执政合法性,执政者必须保证作为复数的个人能共同存在,而且是持续地共同存在。否则,执政者的合法性就面临危机。在此意义上,政治确实不能在真理与意识形态间简单抉择,在本质是一种集体的生存哲学。

    对于美好生活的此种理解,包含着某些无法克服的难题:1.在这种理解中,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人的潜能都是一模一样的。然而现实却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潜能是有差异的:有些人对于事物天生就有一种求知性的敏感从而更适合进行理论性的思考,而有些人在体质上天生就优于其他人从而更适合于发展某些跟身体相关的活动。如果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思辨性的生活是最好和最高的一种生活,那么造物主在造人的时候,是否会因赋予人以身体上的、心灵上的和情感上的一些与生俱来的差异,而被指责是带着某种不平等的意识?2.如果说有些人更适合于做医生、有些人更适合于做匠人、有些人更适合于参与政治活动,而有些人更适合于做哲学思辨,那么从中,我们如何可能判定这些生活方式之间的好坏?同时,我们又如何来判定哪样的一个人更适合于哪样的生活?

    三、底线思维蕴含人生哲理

    对于古代世界所提供的这样一种唯一最好生活的观念,在一个政治相对稳定且没有多元思想激烈冲突的社会中,尽管有着各式各样的质疑,但是,从总体上说,它仍然是稳定的,且具有普遍的可接受性。这在古代中国就明显地表现出来。虽然经历如此多的战争、如此多的朝代,甚至包括外族入侵,但是,儒家所提供的那种生活理想却一直灌注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的内心深处。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两个基本因素:一是在这一长段时间内,并没有产生激烈的思想冲突,有关终极人生理想、终极世界秩序的争论并没有如西方现代早期那样激烈和如此根本;二是政治因素,这或许更为重要。在中国历史上,除儒家学说之外没有另外一种学说被作为官方学说如此地被加以接受和宣扬过,儒学学说和政治的紧密结合是它没有受到根本性质疑的决定性因素。任何一个政治体都总是要维护一种特定的生活理想。这个理想型塑着这个政治体内所有人的思想、态度和言行,并塑造出一种融贯的道德规范体系,这个体系反过来又规范着这个政治体的宪制、它的运作以及基本的政策取向。政治和生活理想的这种紧密结合是一种特定的人类现象,也是政治体本身所固有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一个与儒家理想相抗衡且有着激烈冲突的思想体系曾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被政治化,或者存在于另外一个与其毗邻的政治体那里。这便造成了一种稳固化的倾向。人们不会也不用去思考另外一种生活理想,从中去寻找共同性。在我看来,因为根本性的生活理想的冲突而试图在差异中寻找共同基础的努力,是现代自由主义诞生的一个根本性动力。

    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都具有普遍性,底线思维尽管主要是从治国理政角度提出的,但是它不仅对每位党员、干部,而且对每个人的人生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人的一生就是人的存在过程,与万事万物的存在不同,人的存在是“去存在(to be)”,人生因此是向着未来敞开的可能性集合;人生也是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做人过程,即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教育、社会影响和自己的领悟,按照对自我的理解做人的过程。包括自我理解、自我努力在内的人的主体条件与社会历史条件的耦合就决定着人生这个可能性集合的限阈。运用底线思维,可以帮助我们领悟出很多重要的人生哲理,这些哲理正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亟需的。

    由此,我们来看一下西方的情形。尽管古希腊有关幸福生活的完善论理解在城邦制度崩溃之后在各种其他思潮——诸如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的冲击下曾一度备受质疑,但在后来的基督教世界中却被继续保留下来。但是,就整个中世纪而言,它在政治上是一个多元体系,这既表现在教皇和皇帝的二元权力格局,也表现在各个邦国、各地自治城市的多元性。同时,这种政治的多元性是伴随着思想的多元性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邦国、不同的城市都有不同的信仰,而且这些信仰相互之间是有根本性分歧的。当基督教内部出现分裂,就必然伴随着与之相结合的各个政权之间的斗争。宗教战争是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期一个独有的现象。思想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是它的一个本质性特征。此时,战争尽管夹杂着土地、利益的争夺,但更为重要的是宗教之间的斗争,而这种话语权的争夺又反过来影响着国家权力的对内运作。因为在其内部,我们亦可看到这种因思想分化而形成的分裂。因此,如果要寻求胜利,首先就必须建立一个和平的国内环境,从而为它的权力扩张提供前提。因此,如何寻求国内和平便成为当时所有人思考人类处境的核心议题之一。

    首先,必须保障自己生命健康的底线。人生在世,有诸多可能,但这些可能都有一个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前提,那就是我们首先得活着。“死去原知万事空”,活着,一切才有可能。海德格尔确认,人必须“在世界之中存在”(In der Welt sein),在世是人的基本存在状态。马克思正是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个前提出发,发现人首先必须吃穿住行,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从而阐述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说,人最底线的需要是生理的满足。当然,活着、在世、有生命不仅仅要保障肉体、生理的存在,而且要可持续的存在,这就是健康。世界对每个人而言就是人的世界,是他所及的世界。身体是最原始的“本钱”,没有了好身体,其他都谈不上;失去了生命,也就失去了世界。因此,爱惜自己首先是爱惜自己的身体,生命健康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头等宝贵的,任何更高层次的追求都应该以此为底线。古人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这句话值得当今生活中汲汲于功名利禄的人们好好思考。

    自由主义就诞生自这样一种历史处境中。它将中世纪所一直宣扬的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立进一步扩展至人类事务的各个方面。个体和国家成为这两种权威的最终落脚点,并衍生出了两个自主性领域:个人自主性和国家自主性。原本掌握在教会和教皇手上的精神权威现在被归置在个人身上。精神权威的这种极度的分化和个体化,基本上解除了精神权威对于世俗权威的所有约束和限制,它不再有能力与之相抗衡。此时,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的边界被划定在个体身上,而不是某个组织。伴随与此的是出现了一种有关人的内在行为领域和外在行为领域的划分,而这便是后来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划分的思想源头。对此,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相互关联的现象:1.精神权威必须被限定在个体身上,它不能向外扩张,去支配他人和整个共同体;2.世俗权威必须在不同的精神权威之间保持中立,如果它与任何一种精神权威结合在一起,它就必然侵犯这个原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保持差异(思想体系之间的冲突)以寻求共同性(建立一个新的共同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将思想体系的差异逐出这个领域)所要求的那种“中立性”是自自由主义诞生之初就内在于它的。此后,自由主义的所有发展基本上都延循着这样的逻辑。

    其次,不可逾越做人的底线。人来到这个世界并非自主的,其由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也不是完全自主的,可见人并非像萨特所言,除了被抛外,一切都是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结果。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在任何时候都有自由意志,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当然,这种自由意志并不意味着胡作非为,始终有自己不可逾越的底线,例如法律、道德、规矩、纪律等等。在当今时代,利益多元、观念多样、思想多变,尤其是在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文化、价值相对主义日益盛行,出现非道德化、去道德化倾向,甚至一些的人丧失了基本的底线。因此,在我们进行高远、高层次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教育的同时,亟需强调公共底线特别是底线伦理道德的重要性。所谓底线伦理道德,是人之为人最起码的伦理道德共识与规范,只要是人就不能逾越这一底线,逾越了就应该受到严厉惩罚。对于每个人而言,遵守做人的底线是最起码的自律。而且,由于人的素质、境界的差异,每个人理解的底线也是不一样的,自己理解的底线越高也就意味着自身素质越高,但任何人的做人底线都不应该低于人类的公共底线。

    自由主义:自由的首要性

    再次,凡事要预见最坏的可能。生活中有些人之所以过得不幸福,在遭受挫折时甚至出现自杀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只是想着最好的结果,从来或很少想到最坏的结果,最后难以承受意料之外的后果。如果预见了最坏的结果,生活回馈的往往比最坏好一点。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世界上的事,往往是这样,就是为了痛快,往往反倒不痛快,而准备了不痛快,不痛快或者可以少一点。”做最坏的打算,就是这样一种有备无患的人生智慧。当然,最为终极的最坏可能是死亡。所谓想到这个极点,在最坏的可能性上确定策略,在西方哲学中就是向死而生。当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和海德格尔说只有自由地去就死才能赋予存在以至高无上的目标时,其实是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基于一种极端情况即死亡的反思。当然,哲学意义上的死亡不仅仅指自然生命终结的那个端点与时刻,而且还指那些终我一生一直在威胁着我们,试图使我们丧失本真的存在状态,成为非存在的那些东西,例如焦虑、空虚、无聊、罪过、孤独、荒谬等等。这种意义上的死亡威胁并不是病态的,而是我们存在的真实和不间断的一部分。不正视它就谈不上正确对待它。因此,凡事都要预见最坏的可能,而整个人生都需要预见非存在的威胁。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自由主义所设想的那种美好生活在根本意义上是对于激烈的价值冲突的回应。他们认为,不存在客观上是好的生活。“好”不是某个客观的东西,而总是就某个特定的人而言的。在这里,判断好与坏的标准不是理性,而是欲望,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就是好的,所以好与坏总是依赖于个人的喜好。比如,在一个人极度饥饿的时候,他会觉得面包比金子要更好。因为好坏与个人欲望相关,因此也只有他自己“最了解”他自己心理上的、生理上的以及身体上的欲望,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对他来讲什么是最好的。比如,一个人认为对于他这样的身体素质来讲,登山比游泳更利于健康。比如,对于一个喜好活动而不是思考的人,他会认为他更适合做体育运动员而不是大学教授。因此,对于美好生活的此种个体主义的理解,个人判断在其中占据着某种核心位置。每个人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是不同的,并不存在一个客观且普遍的判断标准,好的生活必须是就某个特定个体而言的。因为每个人对于他自己是最了解的,所以尊重他自己有关美好生活的理解、尊重他由此而进行的选择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这种“薄”的自由主义,甘阳曾借用施特劳斯给予一定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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